位于西安市自强路以北，玄武路以南的范围内，几年前还是“脏乱差”的棚户区。这几年却因一个震撼世界的建筑而得到了改造，它就是大明宫。

大明宫的起建源于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孝顺。但我觉得其间还巧妙地糅合了一种掩人耳目的成分。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杀兄建成、元吉，逼父退位，登基为帝。其父李渊成为有名无实的太上皇。可李世民这个皇帝当得不太顺理成章，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皇帝无论如何也落不到他的头上。在古代，“弑兄逼父”这种罪名是大逆不道的。也许是为了让他人对自己的皇帝身份心服口服，也许是为了堵住自己父亲的嘴，无论是基于哪种想法，李世民决定以孝子的身份来修建一座宏伟的宫殿；以此来表达对父亲的孝心，以求太上皇的永寿安康，取名“永安宫”。

不过，还没等永安宫建成，李渊便驾鹤西去了。既然太上皇已死，就不能沿用从前的名字了。那用什么名字好呢？有种说法：龙首原上的永安宫里大放光明，厂亮若白昼，所以起名为“大明宫”。但这种说法似乎过于富有神话色彩。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另一种说法：“大明”一词取自《诗经·大雅》中的《大明》篇，按《毛序诗》的释义为：“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文王、武王相承其明德曰以广大，故曰大明。”也就是说，李世民给这座宏伟宫殿取名作大明宫，是以周王的勤政贤明作为榜样的一种自我鞭策，这种意识也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开元盛世。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永安宫”与“大明宫”并非同一座宫殿。如今的著述和工作资料，都称大明宫初建于太宗贞观八年十月，这一观点似乎证据确凿。但据较早史籍《唐会要》记载：“贞观八年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至龙朔二年，高宗患风痹，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

试将各种记载相互参照，可重新理解如下：贞观八年十月，太宗在麟游县西三十里处为太上皇造避暑宫，称永安宫。贞观九年元月，放弃永安宫之工事，在长安另行营造新宫室，因将宫名“改名大明宫”。也就是说为太上皇营造的宫室，因改变了地点而相应更改了名称。而决不是将“永安宫”改名为“大明宫”。这样理解既消除了疑点，又无悖于两书的记载，也与《唐会要》高宗龙朔二年“仍修旧大明宫”句相吻合。据此，初步证明永安宫和大明宫是两处独立的宫殿，而非一个宫殿的两个宫名。

但为什么两宫会混淆，历代典籍会误传呢？原因很简单：除去前述《唐会要》的转述容易引起误解外，唐以后的著述对唐代典籍在转引时任意增删或转述时臆测而改变原意，是造成误传的问题所在。如《新唐书·地理志》《册府元龟》宋敏求《长安志》等，都将字句作改动，却更加混淆了两宫的关系，使不做深究的人上当。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相关语句也是对《长安志》等书内容的转载，并未查证其中的错误，而宋《志》和徐《考》颇受今人看重，多做考订，其中错误难免误导今人。至于《资治通鉴》，干脆不提永安宫，直接说贞观八年“冬十月，营大明宫，以为太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太上皇寝疾，不果居。”胡三省也附称：“永安即大明也。”

这些记载都程度不同的有乖唐代史料和史实。但是《玉海》在转引《新唐书·地理志》之后，加注“又凤翔麟游西三十里有永安宫，贞观八年置。”或许王应麟已注意到此事有误。

在大明宫建成之前，唐朝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太极宫。大明宫真正成为唐朝的政治中心，已到了唐高宗李治时期。

“龙朔二年，高宗染风痹，恶太极宫卑下，故就修大明宫。”将其改名为“蓬莱宫”。次年，即龙朔三年（663年）迁入蓬莱宫中听证。后神龙元年，武瞾又恢复了大明宫的名称。

作为此后直至唐昭宗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大明宫的宏大是举世瞩目的。王维有名句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由此也看出大明宫的雄伟壮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元朝时，马可·波罗站在龙首原上望着大明宫的一片废墟，发出这样的感叹：“这里曾是帝都，而现在还依然幽静美丽。”

我想，大明宫这座代表盛世的地标性建筑，虽然已湮灭在历史的碎尘中，但它仍以一种骄傲的民族图腾融入到了我们身体里流着的血脉中。纵然时光飞逝，它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那么鲜活，那么震撼。时至今日，我们再回头审视发现，它依旧坐落在那里，不偏不移，轻轻地低述着曾经那个金碧辉煌、如日中天的王朝，带给我们一段悠长的历史，影响着我们、感动着我们、震撼着我们。

这就是历史的力量吧！谁也带不走它。当微风轻抚过含元殿遗址的夯土，我仿佛看见，那些英勇的帝王连同他们的宫殿一起，模糊又清晰，怀着君临天下的气慨，从龙首原的最高处，俯视着整个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