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学习，我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大老教授来信作出的重要指示，深感对西迁精神的研讨要进一步拓展、深化、提升，使之成为陕西和整个西部发展重要的精神动力，让它在西部的振兴和西安乃至陕西的追赶超越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事从交大起，惠由西部受。

交大西迁不仅是一所高校的西迁，而具有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整体西迁、西进的意义——

结合一：把“西迁精神”“西进实践”与当时国家发展的大战略更紧密结合起来，抓住“西迁精神”的两个层面

交大西迁的背景是什么？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说得十分明确，“看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形势和历史发展，决定交大西迁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远离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必要的。”周总理指出的两大背景是“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远离国防前线”的区位，一是国家需要，一是西部可能。在这两大背景下，西迁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一所高等院校的迁移，它是国家从当时社会发展大局出发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这前后出现了两次“西迁”高潮，第一次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乎和交大西迁同步，国家在西部大量部署基础工业，当时叫“支援大西北”。仅西安就建设了纺织城、电工城、飞机城、军工城（如庆安公司、远东公司、秦川厂、东方厂、昆仑厂、黄河厂、红旗厂、西光厂、庆华厂），还有布设在关中各地的秦岭公司、陕柴厂、惠安厂、烽火厂、长岭厂、宝成厂、渭阳厂等多个大型企业群落。“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工程，陕西有25项（超过河南、武汉），为全国1/6强，奠定了陕西现代工业的基础，形成了制造业的优势。而交大西迁，就是为了从人才和科技上支持西部发展，保持西部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次西迁高潮出现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国家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形成了川渝大三线、秦巴腹地小三线。汉中、商洛、凤县等均有三线企业基地。如果说“一五”计划期间奠定了西部制造业基础，三线建设时期则奠定了西部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以国防工业带动尖端科技成就，为西部奠定了创新的前沿科技工业传统。

从这个角度来看，交大西迁不仅是一所高校的西迁，而具有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整体西迁、西进的意义。在国家几度大西迁的热潮中，交大的“西迁精神” 和“西迁实践”成为一道亮丽风景，西安交大也因之成为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西部基地。西部和交大，以西迁为纽带，互相成就、交相辉映。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纵深解读交大西迁和国家西进的意义和必然性——中国西部常常以异质文化因子周期性地撞击中国社会发展这个粒子加速器而产生巨大能量，推动社会加速发展。

每当历史上一个大王朝由创业的蓬勃趋于守业的平庸，盛极而衰的时候，西部游牧部落便南下、东进，与中原王朝开始激荡交流。这种交流或潜移默化或带强制性，有时甚至挟带着烽烟和铁血，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却因此一度又一度激活。

每当社会发展要出新、出异，要破局、破格，西部常常是最可驰骋的疆场。西部的相对滞后形成了一种后发优势，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搞起来可以少负累、低成本、新思路、快见效。在西部博大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历史纵深中，人们眼界更宽，生存能力更强。

每当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西部又是最优选择。西部资源丰沛，地域广阔，人口负担相对小，是保持经济、文化、社会良好生态重要的支撑。西部是中国的“巨无霸”储藏库，储备着阳光、土地和水，以及种种物质和精神的巨大资源，是中国未来发展重要的动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西迁精神”的内涵其实有两个层面，一是治国理政层面，如社会发展在横向上要协调全局平衡、纵向上要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思维；如以文化教育引领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使之能够高质高效、充分发展的理念和思维；如以异质文化交融激发创新活力的理念和思维，等等。再一个是人文精神层面，这就是大家都谈到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爱国主义、全局观念、奋斗和奉献精神；还有在新空间、新机遇中释放创造力，加速事业和人生发展的观念。

西部地区加速发展，将有力促进国家发展的新平衡和社会发展的更充分，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迈出关键一步——

结合二：把“西迁精神”“西进实践”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平衡与充分

整整一个甲子之后，西迁精神和西进实践的当代价值愈益突显出来。宣扬实践西迁精神和西进实践，其实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发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全国、全社会的，尤其是西部、陕西的。种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的不平衡，教育、卫生、养老以及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不匹配，西部在中国都首当其冲。胡焕庸先生1935年提出的黑河-腾冲人口密度对比线将中国人口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东南占全国面积四成多，人口却占到九成多，而与人口相关的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更不平衡。中国现有贫困人口中一半以上在西部；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在西部；供给侧问题最待解决的区域在西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最迫切的地区在西部；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之后，对于精神生活和社会福利改善最渴求的地方也在西部。

除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我们在上世纪西迁前后累积了一些工业基础，主要是军工和装备制造业优势，但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的较多。在国家解决发展不充分矛盾的过程中，借着“军民融合”和“中外交流”的机遇，西部的基础工业将整体向4.0时代升级，直奔科技化、智能化前沿。党中央提出的“不平衡、不充分”，既给了我们一个警示，一个激励，更是给了我们一个发展机遇。

总之，跨越“胡焕庸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精神同步“西迁”“西进”，全面、深度地发展西部，是缓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极为重要的抓手。要更得力更有成效地抓西部发展，就要弘扬、践行、提升西迁精神和西进实践。这既是为了让西部不拉后腿，也是为了延续、发扬西部在中国历史上从周秦汉唐到延安时期的光彩。将“西迁精神”与汉唐精神、延安精神熔接起来，延伸、转型到新时代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度发展上来。西部地区加速发展，将有力促进国家发展的新平衡和社会发展的更充分，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迈出关键一步。

提振、拓展“西迁精神”，要“走进西部、深耕西部”，更要“走出西部，拓展西部”，西部再向西，西部再出发，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将西部发展的成果向外传递，加快西部国际化进程——

结合三：把“西迁精神”“西进实践”与“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全球化理念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作贡献

我个人认为，国家对于西部的发展可以分为西部大储备、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放三个阶段：

西部大储备——“一五”计划、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开发起步，步子不算大，但为后续发展储备了资源和潜力。

西部大开发——上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开始深掘西部的潜力，加速发展自身并为全局作贡献，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但应承认，这个阶段西部的发展，或多或少带有承接东部和港澳台过剩产能和资金的色彩，主体没有得到充分的突显。

西部大开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西部发展进入新阶段，即由别人走进来帮扶促的同时，我们也走出去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进西部。西部抢占“一带一路”的先机、发挥丝路起点的优势，正在完成重大的角色转型。

“西迁精神” 和“西进实践”，上承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西迁，中承第一个五年计划、三线建设的经济西迁，今后还会承接丝路精神、新型全球化战略，向世界辐射。“西迁精神” 和“西进实践”就这样与国家大战略同步结合，从大储备、大开发到大开放，逐步实现西部与世界的互通互融。“西迁精神”与丝路精神，“西进实践”与丝路经济带实践正在融为一体，西安交大的丝路大学联盟有140多所国内外大学参与，外国留学生辐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是明证。

从历史、地理、现实、社会的大格局来看，“西迁精神”的确是国家理念，是全球化战略，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重要内容。有了丝路格局和博望眼光，我们的思考空间、发展空间就大得多了，对这一精神的开发、利用就更充分、更到位了。

我们要将“西迁精神”讨论在历史脉络的延长线上，在科学发展观的延长线上，进行提升、转型、拓展，使之成为西部文化经济发展、陕西和西安追赶超越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结合四：把“西迁精神”“西迁实践”与当下陕西、西安追赶超越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实实在在推进几个特大项目

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极简明的归纳，大致可以表述为这样几个板块和时段：沿海开放催生了粤港澳湾区和深圳；沿江开放催生了沪宁杭湾区和浦东；沿路开放催生了西安、郑州、成都、重庆四个中心城市和关中、成渝两大城市群；沿都（首都）开放正在催生京津冀环渤海湾区和雄安。几大开放板块都诞生了一两个领衔的世界大都会，只有沿路开放一线目前还没有明确领衔的世界大都会，所幸国家已定位西安为国际化大都市和国家中心城市，定位成渝城市群2030年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可以说初步奠定了一个基础。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国家尽快采纳西安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将西安“以历史文化为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正式升格为“以历史文化为特色的、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前者只能体现历史的西安，后者才能体现当代西迁的成果和西部国际化成果。

第二，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由关中、成渝两个城市群合并打造中国西部城市群或秦巴腹地城市群。西部两大国家级城市群合并，提速，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可望成为与沿海三大城市湾区相匹配的中国第四大腹地城市环区。“三湾一环”的全国顶级城市群将凝聚“西迁精神”和西部开发的全面成果，有利于引领、统筹整个中国西部的发展，承接、辐射各沿海湾区对内陆的影响力，有利于统筹长江、黄河最大水资源（秦巴山区注入江河水量远超三江源）的保护利用，更有利于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加速西部国际化进程。

第三，抓住中央提出的军民融合的机遇，加速打造国防工业创新体系，打造国际一流军工科研基地，使西安加快由硬科技中心向新型智能科技中心转型的步伐。

第四，加速打造国际一流的历史文化大遗址特区，统管秦汉唐遗址和陵墓，建立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与北大并列第一的一流学科）为中心，加上相关教育科研单位和博物馆，组建世界一流的大遗址保护、研发、教育、展示中心。

第五，将“西迁精神”发源地——西安交通大学建成国际一流学府。围绕西部开发、“一带一路”和全球化理念，确立新的建校办学理念，设置、调整专业，建成中国西部第一校，丝路经济带第一校。并与西安、川渝重点高校联手，打造国际一流的高校集群和科研中心。力争与国家其他三大城市群匹配，跻身国内四大高校与科研基地，让“西迁精神”结出绚丽的文明硕果，使陕西成为中国历史精神（汉唐精神）、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建设精神（西迁精神）以及全球化精神（古丝绸之路起点）发源地。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出台一个新时代西迁、西进的总体方案，按批次规划项目，制订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抓实干、抓实效，真正将西迁、西进精神的再学习再实践，放到当下国家战略大平台和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大平台上去。

（作者系西安报业传媒集团特聘专家、著名文化学者）

原载于2018年3月19日西安日报理论与实践版头条